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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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品很解气，但误解基层了
基层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背锅了，他们在舆论叙事中还背锅，这不正常。反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官僚”，但靶子不打“领导”，却打向了“下属”，实在悲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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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体系面临“双重夹击”，如何应对返乡潮？
一方面县级医疗资源本来就很有限，另一方面，像以前指望外部支援也不太可能，所以农村医疗体系可能面临“双重夹击”，社会面感染人数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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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了五个子女，老了还是一个人在家，有什么用？”
这话挺伤人。母亲语拙，道理却明白，忙说“谁家不是这样呢？子女要工作，能怎么办？”然后，举了身边的一大堆例子，说明老人独居的普遍性。她倒不是要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并不凄惨，而是要为她的子女辩解，说明她的子女足够孝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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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供销社，一直在默默做着这件事
我们还要注意到供销社的作用比大型国企更大，因为它是一个商品流通体系，本身就具有行政职能，行政职能要通过这个体系中的市场行为来实现。我们在平时感受不到它的重要性，但在特殊时期，它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就能发挥出特殊作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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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打人事件”背后：一个更为隐蔽的黑社会江湖
对于黑社会而言，与一些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地方官员形成特殊利益与权力联盟，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混混一旦拥有财富，并垄断地方特定行业或产业，便摇身变为成功商人。而以商人身份与基层政权形成结构性关系，则是黑社会老大成为地方势力的最后一步，这无疑威胁着国家治理和社会安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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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打人事件，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什么？
这起暴力事件之所以恶劣，并不是性别暴力，而是施暴者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恃强凌弱——性别差异只是“强弱”的自然表现而已。类似案件中的施暴者，并不特别针对女性，而是针对所有的“弱者”（包括男性）。[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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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治理中重视“人治”，并没有过时
站在国家的角度，“县官不如现管”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意味着正式权力很可能被非正式权力所歪曲、架空，国家治理的统一性和有效性都无法实现。时至今日，“县官不如现管”仍然是一个有待解释的国家治理命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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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国际排名，事出有因
一些办学资源匮乏的大学，反而能够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但一些靠钱砸出来的新兴大学，表面上排名很高，将很多人主观上认为的杰出大学甩得远远的，这到底“科不科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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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封控下的保供，市场和行政该如何发挥作用？
在疫情防控的紧急状态下，行政力量要介入到城市运行的毛细血管中去，就容易导致混乱，本质上还是行政资源的有限性与基层细小琐碎事务的复杂性及无限性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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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下的社区，层层加码还是激发活力？
基层认为组织动员群众麻烦，需要受气和协调、很琐碎，一开始肯定是耗费心力的，一旦熟悉顺手后就特别轻松，但是基层工作人员往往胆怯这个过程，最后看似完成了任务，但是把社区的治理能力和组织动员群众能力给抹掉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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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防疫乱象，决策偏差还是执行不力？
医院要采取严格的措施来防止疫情传播，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当时制定的细则可能就没有考虑到危急重症患者。对于基层执行者来说，他就面临两难，一方面他肯定不希望出问题，另一方面他要执行防疫要求。[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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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不是搞“福利国家”，讲求劳动伦理
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劳动创造幸福，国家社会要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就业环境，没有后顾之忧的生活保障，让人们自己为了美好生活而奋斗。共同富裕绝对不是等靠要，要避免福利国家的陷阱。对应到分配制度，最重要的是初次分配，因为社会主义有劳动伦理，二次分配、三次分配起辅助作用。[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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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没那么“高大上”，但也别包办代替
现在很多村庄学的不是浙江的普遍性而是特殊性，就是有钱把农村建得强富美，我们很多中西部地区也想这样搞，但是财政能力又不行，就只能选择示范的形式，比如说一个县搞一两个点。但这一两个示范点把财政资源挤压了，就意味着其他的绝大多数村庄都振兴不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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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钱”本身不是问题，要警惕以地为中心的乡村振兴
人、地、钱这三个因素，宽泛地讲都没问题，关键在于以哪为核心？当前乡村振兴设计体系中，几乎都是以地为中心，所有的政策都建立在土地之上，而且说白了就是宅基地。但宅基地能够产生的市场容量其实很小，乡村振兴规划、政策体系设计及其想象如果都建立这个脆弱的基础上，才是最大的问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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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贫是个伪命题，扶贫组撤出后下一棒交给谁？
脱贫攻坚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以“攻坚”名义设置的一套政策体系就不需要了。国家针对扶贫的长效机制已经比较健全，如低保、大病救助、助学贷款等。有些地方担心返贫，进而提出打造一支永不撤离的工作队，这是多此一举。[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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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脸”回家、失业、民族主义…农村青年的标签从哪来？
“小镇青年”和“豆瓣青年”的观点很难说截然对立，他们的思想分化往往因议题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状态。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界和舆论场有明显差异。这恰恰说明他们很难用“左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传统理论来划分，反倒在基本价值上具有广泛共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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