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玮真写稿，写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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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的政策传到基层就走样？一些干部道出心声
实际上，基层怕的不是苦累，很多基层干部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群众“幸福指数”是无怨无悔的，他们真正怕的是“无法聚焦本职工作”、“折腾自己又折腾群众”带来的“劳无所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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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着最基层的派出所，也能评上这样的奖？”
很多时候，基层没有大案要案的“强矛盾”、“强刺激”，有的是电动车被盗，张三掐了李四的菜苗，或是为了几句口角打架的鸡毛蒜皮……但在这些“鸡毛蒜皮”间，也得用足智慧、爱心和担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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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讲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
2022年已近尾声，谈起今年的工作生活，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基层干部们，向笔者吐露了一些“不适合摆到台面上讲”的心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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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案子，抓到嫌疑人也只有挫败感”
罪错未成年人及家庭教育困境，已成为社会之痛。涉嫌违法犯罪但未达责任年龄的孩子，抓了之后怎么办？孩子未触及法律红线，却有违道德底线的严重不良行为，又该怎么管？本文采写的“专门教育”，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答案。[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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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老兵：当时我孤身一人，没想到能干掉这么多敌军
“你们非要说我是英雄，英雄这个称号也不是我个人的。”林爷爷强调，“是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把阵地和这个称呼交给我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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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憋了很久的气，终于吐出来了！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概念，最初由德国刑法学者贝尔纳在19世纪中叶提出。在我国，它是对正当防卫系列指导性案例所蕴含的法治精神的精炼概括，已连续3年写入全国两会最高检工作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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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后，这两位上甘岭特等功臣终于“回家”了
在部队八连的荣誉墙上，详细地铭刻着王万成烈士和战友们的光辉事迹，打动和震撼着一代又一代的官兵。[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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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们为何仍在感叹“活不下去”？
“遇到疫情或洪灾过后，各个单位随时随地、无数次喊基层上报材料！比如县医院要求按村组报，教育局要求按学校单独报，社区要求按返乡前打工地报，最后工作都落在最基层的村医、村干部身上。大灾过后防大疫，忙入户都忙不过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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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战役亲历者：在电话电线全断时，我接到一个重要任务
邓彰德所在部队，是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1营3连。1951年，为了参军而“谎报18岁”的邓彰德，奔赴上甘岭597.9高地。这位“一脸奶气”、被战友们爱称为“小鬼”的少年，在那时，还不知道自己驻扎的地方，将成为世人景仰的精神高地。[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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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毒贩很狡猾，伪装成企业家投资办厂…”
天下无毒，是每一位缉毒警察的梦想。[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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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甘岭老战士：把下一代教育好，烈士的血就不会白流
张计发的墓穴里放入了《上甘岭》连环画，灵堂的灵位前，黄白两色的菊花中，一篮苹果仿佛在静静地诉说着一代代人不能忘却的记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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矫正罪错孩子，中国该“与国际接轨”吗？
电影《烈日灼心》中有句话：法律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管你能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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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警察调解是和稀泥，真冤！”
对于很多民警和基层工作者来说，调解绝不意味着玩忽职守，而是解决群众细微矛盾最普遍、最有效、最低成本的手段。在双方当事人互不相让时，调解工作能让双方先冷静下来，考虑之后所消耗的成本是否值得。[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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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校园欺凌就让老师背锅？顽疾该怎么破
“一说到校园欺凌，舆论普遍把学校或老师拉出来背锅，可根据大量经验，我认为这是不妥的。”一位长期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警察对我说。同时，他提到，家庭的有效干预能显著降低和制止校园欺凌的发生。但很多家长对子女关注几乎都在学习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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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多少坎坷，72岁的他终于找到了“27岁”的志愿军父亲
郭老说：“这生，我以我父亲为荣为傲，虽然我还没来得及叫他一声爹，他就离开了我。但我在经历苦难时，他都是我心灵的支柱，他的英勇顽强永远铭刻在我心中。作为一名革命烈士的后代，我不想辜负他。”[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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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觉得性教育太早，可罪犯不会嫌孩子太小”
全国政协委员高晓笛表示，部分家长对性及性教育有误解，认为“性=性行为”、“性教育=性教唆”等。而家长错误的观点，遮遮掩掩、急于回避的态度，会促使孩子寻求其他途径或媒介去了解。[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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